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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肃:无愧时代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合肥在线  2015-09-16 04:13   稿源: 合肥在线-合肥日报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央文明办、光明日报社指导,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明网和光明网主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百位文艺名家讲故事”活动今日启动。活动将邀请文艺界成就高、影响大、声誉好、群众喜爱的文艺名家,结合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创作经历,结合文艺界正在开展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从中感悟为祖国、为时代、为人民而歌的责任担当,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展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实践。本报将同步刊发相关报道,“听”文艺名家讲故事。

  弃学从艺

  文艺工作大有可为

  解放前,我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当时考上两所大学: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后来读了重庆大学的工商管理系。解放后,我们重庆大中院校的学生参加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一个夏季暑期学员活动。当时我是大专部文艺部的副部长,组织大家做文艺演出。说相声、演戏、唱歌,就在这座古城中度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暑假。可能因为我的这点本事,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的青睐。领导告诉我:“你不要念书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我欣然答应。我觉得我要给新中国干点事儿,在这种心理的促使下,1950年9月大学还没读完,我就加入了青年文工队,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下属青年艺术工作队的一名队员。

  当时,我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我。我的同学有考北大、清华的,有留学捷克、前苏联的,他们觉得最没出息的就是我了,好好的大学不念,唱戏去了。我当初有一个初恋情人,都订婚了,她后来去北京念大学,也因为这件事跟我分手了。

  在青年艺术工作队期间,我们跑遍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那时候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市。重庆在抗战时期人文荟萃,文化人基本上都在那儿待过,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都在那儿待过,比如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周总理在那儿有周公馆;《新华日报》当时也迁到了重庆。许多文学家、剧作家、电影人、文化名人在抗战时也都在重庆待过,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他们的小说、剧作都很受我们追捧,可以说,我们是吃着这些文化巨人的乳汁长大的。

  同时我们也看当时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经典电影,比如《卡萨布兰卡》等,我们当时对于国外文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

  事无大小

  要做就做最好

  我原来在文工团,什么都干过,拉过大幕、干过舞台照明;唱过合唱、跳过集体舞;说过相声、还催过场……但我到现在都还会想,就算是拉大幕也要把它拉好,绝对不是机械式的简单工作,我要拉得快慢和导演心里想的节奏是一样的。

  当时我管照明,自己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就像一个椭圆形的灯泡辐射出里面很强的光。这个灯罩有一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我就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让它四面不着地儿,把中间的口焊住,让空气流动,避免了油气附着。然后,我走到哪儿就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到七八次。后来,到了部队才懂“一专三会八能”,文工团演出需要这样什么都会的人。

  我当然也会有缺点,就是有时候好表现自己。有一次,我在话剧《爱国者》里演伪村长蒋三宣,蒋三宣劝一个老太太投降当汉奸被老太太怒斥。当蒋三宣灰头土脸要走时,有一句台词是“老太太,那我可走了”,这意思就是你等着吧!我带着诙谐、有点儿冷笑的情绪说了这句词,台下“哗”的一声,有笑声有掌声,我当时好得意。临出门我又回头说了一句“老太太,我可走了”,底下又一阵叫好。于是,我又绕到了窗户口冲着老太太再来一遍。一句台词说了三遍,三遍语气重心还不一样,戏里面可没这个。下了台,导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我“胡闹”。当时的主演也不干了,说他怎么那么多话。这就是我当初年轻不懂事,好出风头犯的错误。

  深入生活

  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后来,在青年艺术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青年文工团。我当时的任务是到处去做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见过城里人、农村人、国民党的兵,甚至特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普通干部,还有乡下集市上的普通老百姓。接近这些不同的人,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跑了四川各地,和各色人等都熟悉了,带给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后来写歌剧《江姐》时的顺理成章。

  当时我根本没想过今后会搞创作,更没想过多少年后我会写歌剧,只是简单地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心满意足了。对于舞台、对于文艺工作,自己能做得津津有味,这可能是源自于我从小对这些事情的热爱。

  四岁的时候,我爸爸就领我到票房里去学京戏。京戏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满大街都是唱戏的。后来念小学、中学时,有一段时间我家被日本人炸光了,我就跟着妈妈到修道院里去避难。我妈妈帮着神父打零杂、洗衣服,我就在修道院里头相当于做修士的工作,准备将来当神父。那时候,我跟着教会学拉丁文、国文、数学。教我国文的是一个老神父,是清末的秀才,不懂白话文,只懂古文。他教我们《四书》、《五经》,所以我现在的古文底子就像私塾教出来的一样。

  步入军营

  从文工团演员到普通一兵

  1953年,我们整个西南青年文工团都到部队当了兵。我这一当兵就是60年。1960年左右,大约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领导忽然发现了我有点儿写作的才能。我那时业余时间写过一些汇报剧、街头剧、相声之类的。我在文工团是演员、合唱队员,写过一个作品,演出获得了好评,再写一个作品又受到表扬,我自己很得意。突然有一天,领导把我叫住说:“我们考虑再三,你去搞创作吧!”我说不干,业余写着玩还挺好,写好了有表扬,写不成了也没人打屁股,多自由。领导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就表示我服从,但搞创作我干不来。领导说很简单,你去深入生活。怎么深入生活?就从文工团到部队去当兵。

  那时候我一个人,也没有谈对象,说走就走,下到了广州沙皮的空军部队。我去的那个机组中队,有机电师、机电兵、两个机电员,还有作为下放干部的我。刚去第一天,谁也不认识,心里还在想就这样开始当兵了。晚上稀里糊涂地睡到半夜12点40分左右,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睡在我下铺的大个子机电员是山东胶州人,说话带着很重的山东口音。我谁也不认识,背包打得像鸡蛋糕一样,跟着大个儿就往外跑。跑着跑着,俩队伍一交叉,我就认准了跟着大个子跑,一直跑到机场的另一头。前面大个子一回头,一口湖北话,我这才知道跟错人了。我问他我们机电小队在哪儿集合?他给我指了另一个方向,离得很远。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回小队集合的地方,跑到的时候,队伍已经解散了,这就是我下部队的第一天。从第二天起,让我去种菜,解决伙食问题。我从买菜籽开始,回来间苗、浇水、施肥,一直到把菜收割,收拾进厨房。种了四个月菜,我连飞机的影子都没看到。说是到空军部队锻炼当兵,却连飞机是什么样还不知道,心里特别不高兴,我眉头一皱,谁都不理。

  后来,我们一起下部队的四个人凑在一起吃晚饭,又到后山上散步,大家都唉声叹气的,情况都一样。合计之下,我们觉得这样太被动、太没意思了。不能这么混日子,把“要我当兵”变成“我要当兵”,主动争取。于是,我当天回到队里,就拉着大个子聊了起来。我岁数比他们大,相对见多识广,对于文工团的演员等更是如数家珍,很快我们就打成了一片。之后,他们就开始领我到外场去刷飞机,再做一些加油、分解轮胎等工作。我给他们变魔术、讲相声,慢慢地就和整个地勤部队、飞行员们都熟络起来,已经忘掉自己是从文工团来的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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